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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诗人李贺竟是好色之徒

时间:2017-05-31 10:40来源:88必发娱乐官网 点击:

李贺的人生旅途非常短暂,而对他本人来说,布满坎坷和荆棘的二十七年,又是那么的痛楚和漫长。虽然李贺是“唐诸王孙”,即唐宗室郑王李亮之后,但因其支脉疏远而未享受到什么殊荣。李贺无疑是天才神童,年少就“誉满京洛”,年仅18岁的李贺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捧着他的诗作从家乡到东都洛阳,谒见当时名满天下的文坛巨匠韩愈。当韩愈看完李贺呈上的《雁门太守行》一诗,顿时对他刮目相看,他几乎无法想像这么一首气势豪迈而沉雄的诗作竟然出自于一个少年之手。

唐朝诗人李贺竟是好色之徒

李贺在韩愈的推重和赏识之下得到了巨大的鼓舞,从他写的《马诗》中“一朝沟陇出,看取拂云飞”之句就可看出他对自己的美好前程充满了希望和自信。在韩愈等人的提携之下,李贺参加河南府试,一举中榜,并取得入京参加进士科的考试资格。同时双喜临门,曾任陕县县令的父亲为李贺择配佳偶并举行了婚礼。婚姻的美满给李贺的诗书生涯平添几许情趣,于是佳作频出。但就在他新婚不久,他的父亲悄然离世,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这对年轻的夫妻一时不知所错,面对家境的贫寒,李贺不得不开始迎接命运的挑战,为父守丧期间,李贺刻苦读书,准备一搏科场而走上仕途。

唐宪宗元和五年(810),李贺服孝期满,二十岁的他辞母别妻,赶赴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无奈天道不测,造化弄人,更所谓“木出于林,风必折之”,已声名显赫的李贺遭遇弄权小人和士林败类的嫉恨,有人以李贺父名“晋肃”,他若参加进士科考试,是大不孝,有违礼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朝廷当即就剥夺了李贺的考试资格。发难者手段之下流卑鄙令人发指,韩愈得知大怒,写《讳辩》叱问:“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大师的呐喊亦无回天之力,李贺自知仕途无望,心如死灰:“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于是满怀伤痛,怏怏东归。

李贺返乡,但对他万般赏识的韩愈仍不愿放弃,最终只为李贺争取到“奉礼郎”芝麻官。李贺难却韩愈的栽培之情,只好赴京就职,但是,两年的“臣妾气态间,唯欲承箕帚”的屈辱生活,让他饱尝世态炎凉。元和八年(813)初,他称病还乡,又因生活所迫,李贺南下荆襄,于郡邑码头之间漂泊。

李贺与妻感情深厚,我们大约可从他的一些脍炙人口的诗作中得知,比如有“井上辘轳床上转,水声繁,丝声浅。情若何?荀奉倩”之句的《后园凿井歌》,有“一编香丝云撒地,玉篦落处无声腻”、“背人不语向何处,阶自折樱桃花”之句的《美人梳头歌》,还有“卿卿忍相问,镜中双泪姿”之句的《出城》;更有“眼前便有千里思,小玉开屏见山色”之句的《江楼曲》。这些都是他写妻子的诗句,其中有对妻子一见倾心的爱慕之情,也有对妻子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意,可见夫妻之间恩爱无比。

按说李贺对妻子的感情如此深厚,除非“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从他的传世之作中也看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客居他乡的李贺最终也免不了“出轨”,竟然也背着娇妻“乱来”了几次。

据李贺《恼公》暧昧一诗,我们可以得知李贺在参加河南府试之后在东都居住过一段时间,李贺这样的才子,在东都简直就一颗闪耀的明星,争相与他交好的权贵何止“一箩筐”,少不了花天酒地,加之他这次考试获得了考取进士的资格,我想那段时间也是他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在这里他认识了结识过一位聪慧美丽的妙龄少女,两人互生爱慕,幽期密约,极尽卿卿我我,缠绵缱绻。

“黄娥初出座,宠妹始相从”,这简直就是一场定情聚会;“王时应七夕,夫位在三宫”,而且李贺爱慕的女子并非沦为红楼的寻常的女子,而是在朝中权势显赫的诸侯大人们金屋所藏之娇妾。何况“偷腥”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从诗句中流露出李贺还是脸皮太薄:“隈花开兔径,向壁印狐踪”,倘若换做那些厚颜无耻之人,就不会有这般诗句了。尽管如此,李贺也不把这些权贵放在眼里,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虽然惴惴不安,以至于“犀株防胆怯,银液镇心忪”,但还是顶着风险与爱慕他的女子共度良宵。

除此之外,他还倾心过活泼可爱的商女。看李贺的《湖中曲》:“蜀纸封巾报云鬓,晚漏壶中水淋尽。”在荆襄之时,为他倾心的少女写情诗表达爱慕,更有《石城晓》一诗,为我们展现出他与少女初次幽会的情景。写那些东都名妓的诗歌,大多都是浓妆艳抹和缠绵凄婉的风格,而写商女的诗风格又不同,看上去天真烂漫,清新婀娜。

看遍唐诗宋词,这类儿女情长的诗词不胜枚举,看似古代的文人骚客没有一个不“好色”的,就连李贺也不例外,那么,李贺真的是常人眼中的那种“好色”之徒吗?我认为不是,我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诗人的道德才情这两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唐自“安史之乱”之后,强藩相继并起,朋党之争交恶,社会动乱,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裂变,那时大多人奉行的是享乐主义,“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和情绪甚嚣尘上,风靡于世,朝野更甚,以至于权贵之家竞相腐败,所谓纳妾蓄妓,朝歌暮宴已是常态,为了攀高谒贵,希望仕途平顺的文人墨客也难免会身陷其中。少年李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被韩愈看重而被誉为“神童”,他的才华让他名满天下,他最渴望步入仕途大展宏图,因为他本身就是“宗室贵胄”,重整家声理应成为他为之奋斗的目标,权贵邀请他去参加上流社会的盛宴,对于李贺来说,这么好的机会他岂能错过。客居他乡,又置身于花柳丛中,偶遇佳人,自然有男欢女爱之事。

好色之徒却不同,他们是见一个“爱”一个,碗中一个,盘中一个,见花就摘,没完没了。显然李贺并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为了让妻子过上好日子,为了能够出人头地才混迹于那种场合的,当希望成为失望时,他第一件事就是急于返乡,归心似箭。

有人说,李贺是因为山穷水尽,身无分文不得已才回家的,否则他会继续留在粉黛中逍遥快活。其实李贺“不差钱”,但他也绝不是贪财之人。李贺的作品当时也是一字值千金,随便一首诗,就有人不惜重金购买,尤其他当时就在将他的墨宝视为珍宝的权贵圈里,出入画阁兰堂,就算养他一个文人,那也绝不是问题,李贺若真贪财好色,若不爱自己的妻子,就没理由离开东都而回他的“寒舍”。

李贺虽然写过一些爱情诗,甚至是写除了她妻子之外的红颜,但我们也不能以现代婚姻家庭的观念粗暴地评价和否定他。李贺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写了很多女人,但他笔下的女人没有一个是轻浮轻佻的,反而让我们觉得她们都是那么的纯清庄重,诗人态度之热忱、精神之伟大,皆符合道德原则。

李贺的《有所思》、《染丝上春机》、《洛姝真珠》、《春怀引》、《夜坐吟》等诗 ,其中有诗人真挚的心思,也有对恋人深切的思念,更不乏对那些身处不幸之境地的弱女子的同情和怜悯。

伟大的作家其写作之基本态度是同情,其写作之基本精神是爱,尤其是对那些陷入困境的不幸者和底层人的无限的同情。譬如对“妓女”这种被损害与侮辱的不幸者,他们都怀着怜悯和同情的态度,因为内心充满了圣洁,所以在他们眼中尽可能的看到的是美,他们怀着敬意写她们的无辜和不幸、善良和纯洁,写她们被罪恶和黑暗掩盖的伟大和洁白,而不是释放只有扎根于俗子灵魂中那些无法消除的龌龊和丑陋。

也有学者说,古代(指唐宋)的“妓女”和现代的“妓女”不同,前者是才貌双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去那里的才子不单纯是为了寻花问柳,更多的是为了“陶冶情操”;而现代的“妓女”只会解衣宽带,即使她们的服务对象是一条狗,只要给钱,对她们来说都一样。老实说,这种态度让人心里很不好受,她们生来就是“妓女”吗?即使现代也不会直呼“妓女”这个带有侮辱性的字眼,而是称为“失足女”,所以如此,即也包含了对她们起码的尊重,而不是歧视和贬损,起码还有些人道精神。她们的自贱和自轻、不幸和心酸,难道不应该得到同情和怜悯吗?蔑视或以道德之义愤对一个沦入不幸之弱者,这难道不是一种残忍吗?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伟大的作家不会以轻慢的态度对待待弱者,尤其是陷入不幸的女性弱者。

看唐代那些大诗人笔下的女子,每一个字眼都尽可能是美好而纯洁的,其中蕴含者令人深思的人性内涵和道德意义,让我们深受作者态度之影响,怜悯和同情她们,视她们的不幸和痛苦为自己的痛苦和不幸,即快乐着她们的快乐,悲伤着她们的悲伤,让我们产生一种强烈的道德冲动和愿望,就是怎样才可以从那些不幸和逆境中把她们拯救出来。

所有伟大的诗人和作家在面对罪恶时,他们谴责的背后是宽恕,虽然他们抨击世间的病象和残缺,但他们的目光里流露出的是同情和怜悯,他们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所以能够持久而深刻地影响我们的心灵,李贺,就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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